贝淡宁最大的误解是，他把国家强大作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单一目标，从而把中国社会的国家复兴当成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政治目标。

如是百姓爱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泽洋乎海内。2、治国以道 《韩诗外传》主要是在三才构架下讨论君主修齐治平之道。

《广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期。聪明睿智者，守之以愚。是以其动伤德，其静亡救。其待上也，忠顺而不解。《论语·子路》还说：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不对老百姓进行教化，就发动战争，把他们送上战场，是在遗弃他们。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此书盖多记杂说，不专解《诗》。卷五第十六章云：天设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设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设其道而百事得序。当代中国哲学界若既拥有史学的博厚, 又具备理论的深密, 二者比翼双飞, 就有望走向新的辉煌, 在思想史的长空划出一道绚丽的弧线。

或者说, 其宗教精神通过特有的哲学和艺术文化分流了。虽然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那里, 这一信仰领域往往由哲学本体论所取代, 但并未全面吸纳人类文明的相关成果, 甚至有些持经验主义立场的哲学家往往视哲学本体论为人为的虚设。(2) 巡礼世界三大哲学传统, 相比较而言, 由希腊文明开创的欧洲哲学近于科学, 而印度哲学基本是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的产物。既然东西方文化各有千秋, 我们就应该走综合创新之路。

从《易经》到《易传》, 哲理成分得以凸显。将有限的日常活动与无限的神圣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 既立足于现实又积极地寻求超越, 形成乐观向上的人生观, 无疑有益于个体乃至社会的健康发展。

10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第205页。但愿学界能统一认识:重要的问题是寻绎中国传统哲学本有的内在条理 (15)。至南北朝, 传播佛教的寺院、洞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智顗更创立了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他们只好把自己限于尘世事务, 而与精神事务绝缘。

奥古斯丁认为理性须服从于信仰, 至安瑟伦更表述为信仰了才能理解, 圣托马斯明确提出神学超于理性之上。可以说, 该时代的思想界沐浴着理性之光。以易道或太极为本体, 其乾坤二元或阴阳二仪能很好地贯通天 (宇宙) 与人 (心灵)。人们有理由相信, 这种倾向持续一个时期以后, 必将向乐观进取的方向转化, 过度贬抑理性也必将要求回归中道。

冯友兰先生意识到中国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 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大为逊色, 因此在撰写了《中国哲学史》 (两卷本) 之后, 经数年积思而写出以《新理学》为代表的贞元六书。在先哲看来, 宇宙与人生潜在地相通。

正如钱穆先生曾指出的, 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 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 常愿接受而消化之, 把外面的新材料, 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向这一目标不断推进, 当是当代治中国哲学的学者们的历史使命。

这种文明的奠基者认为, 上帝的意志至高无上, 人应当是神的仆从, 因为负有原罪, 只有遵从神的旨意行事才能得到救赎。克罗齐的精神哲学没有宗教哲学却插进经济哲学, 似有不妥。它一方面要求个体回归赤子的纯一无伪, 另一方面成就大丈夫的诚信品格, 二者相辅相成便可奠定社会精神文明的基石。13 张立文:《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的重建与传统现代的度越》上篇,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华夏民族与其他文明发源地一样, 在最初觉醒时便产生了对无限之物的崇拜, 至周代已表现为对宇宙和人生的本根的积极探求和大胆推测。通过扬长和补短, 中国哲学将能实现一次再创造, 或可形成第四阶段的高峰, 其标志是传统的内圣之学转化为现代形态, 成为全人类可以共享的精神财富。

韩愈捍卫道统而辟佛, 并未妨碍他与大颠和尚做朋友;李翱还曾拜惟俨和尚为师, 其《复性书》可谓是三教融会的杰作。但不同于康德的是, 华夏先哲坚信人的道德建立在天地之道的基础之上, 而无须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三大公设。

不过即使在今天, 仍有部分人对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更多人已习惯于在世界哲学之林中矮化其地位, 不敢相信它所具有的巨大价值和可能有的现代活力, 丧失了这一领域的文化自信。内因与外缘的结合让我们有理由肯定:复兴中国哲学, 正值其时! 二、发展中国哲学的必然进程 中国哲学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进程。

事实上, 中国哲学界也曾敏感地体会到时代的律动。一个世纪前, 索绪尔掀起的语言学革命值得借鉴。

任何时代的学术事业的进展都有待于继承与创新两种趋向的相辅相成。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 实以中国为最富, 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 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庄子不仅是老子学说的传人, 而且给予了重大的发展, 其贡献突出表现为建立了一种颇具魅力的生存哲学———这种哲学也是对孔子欲居九夷 (《论语·子罕》) 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 等一时之念的发扬光大。易道生生不息, 表现为乾坤二元的相摩相荡。

虽然如此,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无论是此前的正始名士王弼、何晏等, 还是其后的中朝名士乐广、郭象、裴頠等, 都显然地主张儒、道兼综, 在名教与自然之间并未作片面的取舍。从照着讲到接着讲, 再到自己讲, 是学术进展的三个必要阶段, 需要有机衔接在一起, 不能执持一端而蔑视其余。

宗教与哲学均旨在奠定人生信仰, 后者不同于前者的显著标志是以理念代替了人格神。这里所谓的认知主要指切身体认, 所谓的实践主要指道德行为。

庄子称目击而道存 (《庄子·田子方》) , 主要就知的方面言;孟子讲先立乎其大者, 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孟子·告子上》) , 突出关注行的方面;禅宗念叨青青翠竹, 尽是真如 (《五灯会元》卷十五) , 神通并妙用, 运水及搬柴 (《五灯会元》卷三) , 可谓兼知行而言之。就中国哲学而言, 在东西方思想走向交汇乃至融合的过程中, 一方面需要扬长避短, 弘扬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道德哲学, 促进当代人生的再圣化;另一方面又需要取长补短, 借鉴和吸收印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逻辑方法, 在阐发中国哲学仍具有活力的传统观念时注入思辨精神。

按照中国哲学精神, 道德在严格意义上不同于伦理:前者出自内在的先天律令, 是道心的呈现, 是自发而自由的;后者包括外在的社会规约, 如礼制和礼教等, 有时需要克己和屈从。9 (14) (18)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第383、《序论》第4—5、166页。中国抒情诗、山水画等旨归于营造精神家园, 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知行并进、体用不二, 显然致力于对现实的超越。借鉴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划分, 照着讲是忠实于既有的文化世界 (W3) 陈述, 自己讲是直面流动不息的现实世界 (W1) ———亦即直面事物本身立论。

特别是禅宗, 力倡明心见性之学, 与中国本土传承的孟子与庄子之学一拍即合。迄今为止, 艺术哲学在西方得到系统地确立, 东方本来蕴藏大量的思想财富, 可惜尚未得到很好地发掘、整理和现代转化。

其时墨家学说虽然流行于一时, 它倡导的兼爱思想和平等观念尽管弥足珍贵, 却与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度难以相洽, 秦代以后便很快地衰落当是在情理之中。如果作大笔勾勒, 我们甚至可以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 即先秦的儒道并出、魏晋的儒道互补、宋明的三教合流、现代的东西融会。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 信而好古 (《论语·述而》) , 可谓是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价。进入20世纪, 中国哲学学者有过奋起直追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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