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界定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案件的原告资格，应正确理解《条例》第33条第2款‘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的规定，起诉人应当符合‘三需要条件，并认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这是原告资格的基本条件。

在政治宪政主义看来，这种日常化因而具有生活化品质的民主形式恰恰是常态政治下的一种具有非常态意义的制度安排，在这一制度安排中成熟起来的公民将对足以担当阿克曼所谓的宪法政治，对宪法与国家产生强烈的认同，并能够在宪法危机时刻诉诸真正的人民行动。政治宪政主义认为，只有这八个方面得到具体制度的和谐融贯的支撑，某个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宪法结构在宪法性质上才构成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且其转型政治或常态政治才可能获得共和主义的健康的滋养，从而使得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基于宪法的政治生活真正获得理性化与结构化

蒋介石于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宣布政协会议不是制宪会议，只有国民大会有此职权。三、训政的转型与旧政协的宪法意义下面简要回顾一下1931—1947年间国民党筹备宪政的基本过程。[2]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为表抗议，共产党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当然，由于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体）基本上是民族主义和政治革命范围内，未接受列宁主义教义的真理性、普适性和彻底性，因而与以共产主义和社会革命为目标的共产党存在着教义上根本区别，这是国共终极冲突的根源。

共产党之接受党国体制则以相对系统完整的列宁主义教义为基础，根本目标在于共产主义而非宪政，后随着列宁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常态政治建构，特别是通过以宪法修正案形式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长期化性质之后，人民主权和宪政国家也成为这一长期阶段在政治结构上应予实现的根本价值，其结构性难题在于如何以人民主权之根本规范来解释和转化中国宪法上的政治宪法结构。这一内核构成了中国现代立宪史上若干宪法文本中的政治宪法结构的奠基性原则，是中国现代政治与宪法思想中最具外源性和实践上的彻底性的政治现代性原则。第一种类型：非常政治。

作为一种新兴的方向性探索，这显然是一个需要更多研究力量关注、参与、辩论和完善的学术空间，是中国宪法学术正面回应中国宪法之政治宪法结构的理论过程。宪政就是有限政府，这一原则在法国的《人权宣言》中被分解为两种基本观念：（1）权力分立，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具有垄断地位。自由主义诉诸多样性，主张多元主义，但宪法的根本理性逻辑在于追求某种同质性，缺乏该种同质性的任何政治共同体都难以完善地自我维持。1、政治宪政主义的规范基础：保守自由共和主义大体而言，司法宪政主义背后的规范基础是自由主义。

[摘要] 近年来兴起的政治宪法理论在学术对话与学术批评视野中遭遇诸多误解，这与其自身的内部张力及学术建构不足有关。本文主体拟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围绕政治宪法学的学术讨论的特点加以简要归纳。

司法宪政主义所要守护的正是贡斯当意义上的现代人的自由或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因此，在这一保守性原则之下，非常政治下的革命和制宪就被从法律和传统两个层面同时排除出去了。权力过程和政府信息的公开可以将政府重新置于人民的视野之内，构造政府与人民之间以信息传递与交互为基本形式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宪法的不成文性，政治宪法学者基本上是予以排除的，陈端洪、翟小波对八二宪法的解释坚持的都是成文宪法的逻辑前提，只是对成文宪法的具体原则与体制模式进行了不同于主流进路的解释而已，而高全喜教授尽管在《立宪时刻》一书中调用了英国的不成文宪法的概念资源，但对于革命党人的成文宪法逻辑以及1982宪法本身的成文性并无异议。

上述三种政治类型具有如下基本特性或关系：（1）三者均为人类政治生活的真实经验，均与宪法的缔造与守护密切相关，因而可以成为宪法理论的科学对象。（3）翟小波的公议民主模式，侧重在既定宪法体制之下强化民主程序建构和公民审议，以程序化解实体难题，以民主推动中国宪法运转起来。这一法治理论将行政权设定为单一的执行权，我国改革三十年以来的行政法理论与行政法制度建设大体沿着这一思路展开。从上述比较考察中我们可以发现，施米特的政治宪法理论的真正意图在于以主权行动打破宪法律的形式来担当护宪政治，而革命政治与制宪政治并非其理论重点。

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最终以伟大妥协的方式光荣结束，如何解释和巩固英国的光荣革命成为当时英国政治思想家的中心理论任务。（2）政府信息的公开性。

这样，这一保守性原则就同时指向两类规范：（1）成文宪法规范。这表明，政治宪政主义坚持的仍然是一种现代性立场，但又不是一种激进主义和理性乐观主义意义上的现代性立场，这一立场对于文明的古典性抱持着同情的理解和创造性转化的理性意识。

本文的基本立场是基于八二年宪法的前提，寻求在整体宪法文本结构之内讨论中国宪政转型的政治宪政主义路径问题。这些主题与层次各异的学术对话与学术批评[5]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学术基础上的不对称性，与有着雄厚的比较宪法基础和研究力量支撑的主流进路（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相比，国内政治宪法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内部之思想资源和理论方向还存在较大差异，为这一学术进路所必需的基本范畴、基础概念、制度解释、实证分析、价值证成、方法统筹等一系列基本环节也尚未具有规模，故相关的学术对话与学术批评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这里面既有批评者自身知识视野的窄狭和固化的原因，也有政治宪法学自身尚不成熟的原因。其次，与行政集权相配合，行政法规则出现了泛化，在议会法律之外，行政法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行政规章，以至于法治（rule of law）有沦为规章的统治（rule of rules）之虞。政治宪法理论通常只有关于政治类型的二分法，即非常政治/常态政治。因此，中国宪法的成文性是中国顺应世界宪政潮流的理性选择。这种自由观极端化的政治后果根源于自由主义对自由的消极理解。

这是真正的宪法爱国主义的精髓。（4）程序共识功能，即人民通过公开而理性的参与程序，学会在实体利益关注之外真正理解程序的价值，逐渐形成关于程序本身的共识，从而信任特定法律程序能够为其多次反复的利益博弈提供一种理性公正的游戏规则，从而自觉地进入这一理性化的游戏程序及其角色。

这些现象可以归入政治宪政主义的范畴，中国的行政法需要面向真实的行政过程、按照政治宪政主义的原理和制度逻辑进行体系性整合与归并。[12] 参见斯金纳：《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管可秾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不过，这一思想框架同时必须承认个体自由，不能提出过于理想化的共和主义公民美德及其义务指标。当然，这里并非否定革命和制宪的开创性意义，而恰恰是建立在肯定、承认并理性守护前述开创性成果的基础之上，而严格戒备不断革命与不断制宪对既往革命与制宪成果的颠覆。

政治宪政主义认为，落实人民主权的诸多法律制度需要相应的责任制度予以保障。而在自由主义的核心原理中，政治宪政主义所关怀的国家构建与公民成熟均是边缘性议题。因此，这种以政府权力过程为导向的民主参与的主要功能就被限定为：（1）信息咨询功能，即人民对政府特定的决策过程进行事实信息上的补充，充实政府决策的工具（科学）理性。·参与原则——在自由主义的经典代议制之下，人民的参与被理性地收缩为单调的选举，这被巴伯教授称为弱势民主（weak democracy）。

至于国内政治宪法学者关于规范基础的寻找与论述，高全喜教授最为接近本文所谓的保守自由共和主义立场，这不仅体现在他多年来的思想主张之中，也集中体现在他近来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专题研究之中[13]。自由主义设定的国家不是一个人民自我实现的国家，而是一个仅仅承担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基本被抽空伦理责任的消极国家，与之相应的司法宪政主义的核心任务便是对国家权力进行严格监控，从而保护个人在非国家领域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18]共和原则为当代宪法框架内重新思考民主形式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在上文的比较考察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如下现象：美国的阿克曼将自己的二元民主理论（一种政治宪法理论）建立在自由共和主义的基础之上，并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政治宪法概念，即自由公民性或私人公民。

高全喜的战争、革命与宪法这一线索的研究就建立在这些具体非常政治形式的结构逻辑之上。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宪法理论家一般都在政治宪政主义规范基础的寻找过程转向共和主义，这不是偶然的，而有着世界范围内反思自由主义和复兴共和主义的整体背景。

不过，如果政府缺乏诚意，一方面开放民主参与的程序，另一方面又固守官僚制逻辑屡屡挫伤人民的参与热情和理性的结果期待，则不仅可能使得这种形式的民主所承载的基本功能完全丧失，还可能进一步增加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政治对抗的激化与治理的失败——这一后果对成熟宪政国家而言将导致政治生活缺乏活力但尚可维持，对转型宪政国家则可能意味着政治转型激进化并充满不确定风险。不讲政治的个人—法官世界可以是一个普适价值和理性主义圆满实现的世界，但其理想过于纯粹和单一，对多元文化之潜在压制又无法提供合格的政治或价值补偿，甚至无法提供圆满的正当化理论。这种同质性体现于两个方面：（1）宪法上的人民，这一整体性存在通过将共同意志输入宪法之中而在形式上完成共和国整体人格的打造。[23] 关于新行政法较为全面的理论分析，参见王锡锌：行政正当性需求的回归——中国新行政法概念的提出、逻辑与制度框架，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

于是，在经历垄断资本主义、世界大战、法西斯暴政乃至于苏联式的极权主义之后，共和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日益兴起并成为欧美学界与政治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构成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有力挑战。在此意义上，公民所获得的不仅仅是文化传统的涵养空间，还获得了充分的民主生活的政治空间。

（2）如果缺乏保守主义的制约，这种现代政治理性主义的混合版可能表现出更强的激进主义倾向。就世界范围而言，行政国家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兴起，对传统行政法结构进行了重要的修正。

不过，由于政治生活本身的时间属性，协商原则也不可能堕入浪漫派的所谓永恒的交谈，而是必须设置程序的时间属性和最终的决策机制，所有的程序参与人必须在理性上认同经过协商所达成的暂时性共识的有效性，也必须在理性上认同对某一暂时性共识的修正必须也应该借助于下一次同样的协商程序。协商原则在理论上根源于经典代议制中的辩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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